太行抗日根据地党领导减租减息运动与影响
摘要
关键词
太行抗日根据地 党的领导 减租减息 土地政策
正文
项目名称:山西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山西太行干部学院第二批太行精神专项研究课题;类别:重点课题;编号:THJS2024Z01.
减租减息是全面抗日后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之一,其核心是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通过协调各方利益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
一、太行抗日根据地党领导减租减息运动的历史背景
太行抗日根据地作为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在抗
日战争期间多项工作受到中央表扬,其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对于动员农民积极参加革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减租减息政策的提出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减租减息的主张,但由于当时日军大举进攻局势混乱,加之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尚未普遍建立起来,减租减息又是很复杂的民主民生斗争,触及到农村最重要的土地问题,太行抗日根据地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经历了一个过程。一九四〇年八月,冀太联办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的精神,于八月十九日发出实行合理负担的指示信,二十日公布了合理负担条令,规定负担标准最高不得超过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合理负担改革了以往不合理的摊派制度,使繁重的负担主要落在了约占根据地总户数百分之三十的地主、富农和比较富裕户身上,极大地缓解了中农和贫农的沉重负担,从而提高了农民的抗日积极性。
(二)减租减息暂行条例的实行
一九四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冀太联办颁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实行二五减租,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数的千分之三七五;土地资产负担及田赋,一律由地主负担,不得转嫁于承租人;因兵荒、水旱虫灾而歉收者,按耕地正产额实有总额计算;一分减息。后来又根据实际中出现的问题,将公私利率由一分改为一分五厘。一九四一年,在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第一次会议后,减租减息政策逐步走上了统一,为大规模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减租减息运动的全面开展
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克服困难,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进一步把发动农民和依靠农民作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一环。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于四月份召开了有各地委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总结了过去的减租减息工作,讨论了贯彻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措施,于四月十五日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要求除边沿地区以开展对敌斗争为主外,在腹心地区立即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为保障运动的开展,边区政府也制定了《土地使用暂行条例》。随后,六月份减租减息运动逐渐在全区开展起来。
二、太行抗日根据地党领导减租减息运动的基本做法
太行抗日根据地党领导的减租减息,主要是以减租、保佃、清债、退押为中心进行的,其基本做法有:
(一)开展法令宣传。法令宣传和思想发动相结合,快速地扫清了农民对于政策的不理解带来的疑虑和存在的顾虑。广泛地宣传减租减息条例,告诉农民减租减息是政府的法令,开展减租清债斗争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同时结合深入的思想发动,解除农民中的各种顾虑和“怕变天”思想。
(二)抓住重点问题。清租保佃和清理旧账是两个重点问题。在减租问题上,把农民永佃权作为中心环节,按照边区政府颁布的法令,突破明减暗不减的障碍,重订租佃契约,清退前一段超交的租额。只要依法交租,地主就无权收回出租的土地。也使许多无地或少地靠借债度日的贫苦农民有了地种,或收回了原有的耕地及其它财物。在减息问题上,把清理旧债作为重点,清算超额剥削,把农民被抵押的土地、房屋和其它物品以及借债文约收回来。凡清算了债务的一切借贷契约,债主均必须交出,当众烧毁,使农民在债务问题上的顾虑彻底扫除。
(三)依法开展斗争。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中,既有政府政策法令的保障,又有农救会及各群众组织自下而上的深入发动,对那些拒不执行或破坏减租减息政策的地主、高利贷者,召开群众大会展开说理斗争。如,一九四二年八月,一专区临城县槐树庄二十六户佃农,联名告发赞皇县麒麟村地主阎立中,揭露他违犯减租减息法令,将已归政府所有的寺庙土地,以租地名义据为己有,继续向农民征收高额地租,进行非法剥削。临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经过调查核实,根据《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认定阎立中的行为违犯减租减息法令,是非法的,并作出了处理意见。
(四)注重实事求是。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注意从各地不同情况出发,采取不同的方式。在比较先进的地区,主要采取群众大会的方式。在封建势力比较大的地区、一度“维持”过敌人的地区或接敌区,主要从反“维持”、反贪污、反摊派入手发动群众,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进行。
三、太行抗日根据地党领导减租减息运动的重大影响
一九四二年的减租减息运动,是这一政策由宣传走向真正贯彻实践的一个重大转折。经过这一运动,大大减轻地主的剥削,广大农民不仅从经济上得到了实惠,而且政治觉悟也极大提高。
(一)群众团体发展方面。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赢得了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各级各类群众团体迅速发展。如,武安县是太行山东部和平原相连的地区,商业比较发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后,一九四二年在六、七两个月内,全县组织了三十多场斗争会,减租减息初步取得成效。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三千多名农会会员,组织起一千多人的民兵队伍。[]
(二)村级政权改造方面。减租减息运动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促进了村政权的改造。在村选中,不少世世代代受压迫、受剥削的长工、羊工和矿工(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被民主选举为村长,那些同地主富农有勾结、领导斗争不力的村干部,都被群众改选掉了[],逐步结束了地主豪绅阶级统治的历史。据昔(阳)东县二十九个村的统计,新选出的六百二十二名村政委员中,工人(雇农)占百分之七,贫农占百分之四十四,中农占百分之三十四,富农占百分之十三,开明地主和商人各占百分之一。[]
(三)政治觉悟提升方面。通过减租减息,农民意识到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地主阶级的剥削直接相关,逐渐形成阶级意识,明白了斗争的必要性,政治觉悟极大提升。如,黎城县经过减租减息运动,新吸收了七百多名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党员人数增长了近一倍。新党员大部分是贫农和雇农,政治素质较好。民兵队伍也迅速扩大,群众参加抗日部队的热情空前高涨。一九四二年冬季一扫过去扩军难、征粮难的局面,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在百团大战中,据不完全统计,在战役的第一、二阶段中,晋中地区共出动民兵两万人,参加破击、运输、抬担架、当向导、送情报等任务;同时动员群众七万余人,征调牲口四千五百头,参加破路斗争[],成功的“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总的来看,太行抗日根据地党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规模声势很大,多数地区开展运动比较深入,农民觉悟和抗日积极性极大提高。减租减息运动后,农民开始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加斗争,为战胜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艰苦的对敌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实践证明,党领导的减租减息政策充分体现了党对农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和对农村发展的坚定支持,增强了农民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其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也具有宝贵的历史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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