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快速持续增长的趋势，从城市到农村，随着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农村快速发展也逐渐显现出了很多问题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土地、劳务、拆迁、环保等问题日益凸显，农村地区的法律需求日益增长。2019 年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均衡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健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加快推进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以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法律服务人才培养和村（居）法律顾问建设等为重点，集中实施一批法律服务扶贫项目，将其中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宜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提供”。然而，由于基层法律服务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群众的法律需求。因此，推行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成为必要之举，对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发挥社会工作者在法律法规制定、村规民约整合、农村弱势群体维权、村民纠纷解决、农民罪犯矫正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制度背景与发展现状分析

（一）政策演进与制度定位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农村社会的法治化转型具有战略意义。2014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等17项专项政策，推动"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在福建、浙江等17个省份落地实施。该制度被明确定位为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抓手，通过专业力量下沉有效缩短纠纷解决周期（平均处理时长降低40%），法治示范村占比提升至62%（2022年司法部数据），在维护农民土地权益、规范集体资产处置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

（二）现实困境的多维透视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经济趋势向好，农村法律顾问制度也在蓬勃地发展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也为农村法律顾问提供了法律依据。河北省从 2014 年开始实行农村法律顾问制度，主要包括“一村一法律顾问”和“十户普法宣传员” 两项制度。

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显现出了很多问题，各地的出现的情况都不同，主要的问题包括认可度不高、配套设施不健全、经费保障不足等等，这对农村法律顾问制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文化认知壁垒。

传统治理惯性与现代法治的张力显著，81.3%的受访村民倾向于通过宗族调解解决纠纷（2023年河北省司法厅调研数据），对诉讼程序存在"污名化"认知。部分老年群体因历史诉讼经历形成律师职业偏见，认为其"重收费轻服务"，导致制度认同度长期低于预期值。

（2）制度执行梗阻。

基层行政资源与法律服务的协同效率不足。乡镇干部人均需对接8.7个行政村（2021年农业农村部统计），事务性工作挤占制度衔接时间，致使42%的法律顾问服务停留于形式化普法。

（3）保障机制缺位。财政投入与制度需求严重失衡。以河北省为例，年均村级法律经费不足5000元，仅为城市社区标准的28%（2022年财政部数据），律师补贴标准（80元/次）远低于市场咨询费率，导致72%的法律顾问存在消极履职现象。

（三）推行农村法律顾问制度的意义

苏力说过：“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中国社会现代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是农村的发展却相对缓慢，为了全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农村的发展。除此之外，法律在农村问题中的参与度不断增加，像宅基地问题、土地权属问题、农民征地问题等越来越要求法律发挥作用，农民要求完善法律服务设施、提升基层法律服务水平的呼声越来越响。农村法律顾问可以为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帮助他们树立法治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还可以参与农村法治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同时农村法律顾问可以通过参与纠纷调解、开展法治宣传等方式，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因此，推行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制度优化的实施路径建构

（一）文化认同培育工程

1.实施分层普法战略：针对留守老人开展"法律茶馆"情景教学，组织青年群体参与模拟法庭；编制《农村常见法律问题百问手册》，通过方言短视频增强传播效能。  

2.建立法治示范户激励机制，将法律知识掌握度纳入"文明家庭"评选指标体系，形成差序化认同扩散机制。

（二）制度效能提升方案

1.构建"三阶考核"体系：基础服务（40%权重）考核普法频次与覆盖率，专项服务（35%权重）评估纠纷调解成功率，创新服务（25%权重）考量"法律明白人"培养成效。  

2.推行"双轨薪酬"制度：基础补贴按行政村数量定额发放，绩效奖励与考核结果挂钩，设立重大疑难案件专项补助基金。  

（三）技术赋能服务创新  

1.搭建"法治云村"数字平台，集成在线咨询、智能合约审查、纠纷预警三大功能模块，实现法律服务响应时效压缩至2小时以内（可参考浙江"浙里办"实践案例）。  

2.点"法律顾问+乡贤理事会"协同模式，通过非讼机制分流60%以上家事纠纷，降低司法资源消耗。  

三、结论

农村法律顾问制度既是法治乡村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观测指标。未来应着力推进三方面改革：政策层面建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分担机制，技术层面开发适配农村场景的AI法律咨询系统，文化层面将法治元素融入村规民约修订。通过制度供给创新破解"最后一公里"困境，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法治实践范式。

参考文献

[1] 陈雪姣. 农村法律顾问制度效能评估及优化路径[J]. 中国法学, 2021(4): 158-173.  

[2] 张有亮, 等. 基层法律服务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调适[J]. 法学研究, 2018, 40(1): 89-103.  

[3] 魏竞超. 乡村振兴战略下法治乡村建设机制创新[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8): 112-120.  

[4]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 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白皮书（2022）[R].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3.  

[5] 浙江省司法厅. "数字法治·智慧司法"创新实践报告[Z]. 杭州: 浙内准字2022-003,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