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聚落是人与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复杂地域系统，承载着生产、生活、生态与文化等多重功能^[1]。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刻重塑了城乡关系，但部分地区粗放式发展模式冲击了乡村内生演化路径，导致人口流失、土地错配、社会功能弱化及空间异化等问题^[2]，威胁乡村可持续发展。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标志着乡村发展进入系统性重构新阶段^[3]。因此，深度认知乡村聚落演变规律与机理，对丰富乡村地理学理论和指导乡村空间优化重构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当前，乡村聚落研究成果丰硕，呈现多维度、精细化趋势。研究内容上，学界积极推动跨学科融合，引入社会学与生态学理论，探究聚落与环境^[4]、人地关系^[5]、空间优化^[6]及文化传承^[7]等议题；同时，传统地理学范式也从地域类型^[8]、空间形态^[9]、驱动因素^[10]等视角深化研究。研究方法上，遥感与GIS技术的发展使研究从定性转向定量，景观格局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标准差椭圆等^[11]空间分析方法成为主流，提升了研究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在实践应用上，相关研究为村庄规划与格局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12]。

然而，现有研究对传统农业大县向工业化转型典型区域的关注仍显不足。吉安县地处吉泰盆地中心，兼具南方丘陵山区典型特征；研究期内其城镇化快速发展，产业转型形成的“园区经济”正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因此，深入探究其乡村聚落演变规律，对于优化该类地区的空间格局、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结果与分析

1.1时间演变特征

研究在利用ArcGIS软件提取金溪县在2000年、2010年及2020年三个时间节点的农村居民点数据的基础上，运用景观格局分析软件Fragstats 4.0，对吉安县乡村聚落的斑块数量、斑块总面积、斑块密度、斑块分维度、形状指数以及聚集度进行了系统的动态分析，得到结果见表1，并据此展开相关分析。

1）聚落斑块的总面积与数量均显著增加，分别增长3003公顷和554个。这主要得益于“城乡融合示范区”政策引导及经济发展下“一户一宅”政策带来的宅基地增量。

2）聚落斑块密度与聚集度均呈下降趋势。这源于“空心村”整治促使零散斑块复垦，以及“一核两翼”产业布局引导新增聚落沿产业带分散分布。

3）聚落空间形态表现出高度规则性与稳定性，其分维数与形状指数波动极小。这既受吉泰盆地中部平坦地形的自然限制，也得益于“乡村风貌管控”等政策的有效约束。

表1 2000年、2010年、2020年乡村聚落景观格局指数

1.2空间分异特征

1.2.1空间格局变化

为解析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机制，本研究引入标准差椭圆模型（SDE）。结果表明（表2，图3），2000-2020年吉安县乡村聚落重心年均迁移93.4米，呈现显著阶段性：2000-2010年迁移缓慢（年均21.5米），2010-2020年则加速近7倍（年均165.4米），表明其空间结构正处于快速调整期。方向上，重心经历了由西南向正西的转向，但始终稳定在中部河谷平原内。这种“东-西”走向的带状分布格局，源于地形与区位的双重塑造：三面环山的地形限制了聚落扩张，而中部河谷平原凭借优越的自然与区位优势，形成了强大的向心集聚效应，最终在自然约束与社会经济驱动下达成动态均衡。

表2乡村聚落斑块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主要参数

图2 2000-2020年吉安县乡村聚落标准差椭圆图

1.2.2空间密度变化

为刻画乡村聚落的空间集聚动态，本研究通过核密度估算法生成了1990-2020年吉安县聚落密度图（图3）。结果显示，2000-2020年间，吉安县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呈现两大特征：一是“产业驱动型”的东向扩散，中东部受“工业强县”战略及井冈山经开区等产业园区布局的带动，吸引大量人口就业，促使聚落沿G105国道产业带向东梯度扩张；二是“交通引导型”的北部集聚，2019年昌赣高铁通车显著提升了北部可达性，吉安西站周边形成沿交通廊道的带状集聚区。同时，城镇化进程加剧了山区聚落空心化，而公共服务完善的河谷平原区则成为人口稳定的核心区。

图3 2000-2020年吉安县乡村聚落变化核密度分析

1.3乡村聚落演变驱动因素分析

为揭示吉安县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的驱动机理，本研究基于2000、2010、2020年三期土地利用数据，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进行量化分析。我们从自然、区位和社会经济三个层面，共选取10个影响因子（图5）。其中，自然因素（高程、地形起伏度、年均降水、年均气温）是基础性制约；区位因素（距河流、道路、城镇中心的距离）具有空间引导作用；社会经济因素（人口密度、GDP、耕地面积）则发挥主导作用。研究旨在识别并量化各因子的驱动力，并比较其影响力大小。

根据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显示，各因素影响力（q值）排序为：距城镇中心距离>高程>距道路距离>年平均气温>GDP>人口密度>耕地面积>年平均降水量>距河流距离>地形起伏度。这表明聚落演变是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果，且交互作用分析证实了多因子协同增强的驱动机制。

1）自然因素对乡村聚落演变的影响。自然因素是塑造聚落格局的基础。其中，高程（q=0.0654）是主导自然因子，且与地形起伏度、年均降水等存在显著协同效应，共同奠定了聚落“中部平原集聚”的基本格局。同时，研究期内北部山区聚落密度提升，形成新聚集点，反映出交通改善和政策正有效打破自然束缚。气候因素（如水源与气温综合因子q=0.05493）影响相对有限，表明在现代农业技术下，传统气候制约已显著降低。

2）区位因素对乡村聚落演变的影响。区位因素是关键外部条件。距城镇中心距离（q=0.08362）是所有因子中影响力最强的，凸显了城镇辐射的核心作用。距道路距离（q=0.05968）和距河流距离（q=0.02029）也对聚落发展具有约束性。二者的交互作用进一步表明，交通可达性与自然条件共同影响着聚落的形态与发展。

3）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落演变的影响。社会经济因素引领聚落发展。其中，GDP（q=0.05092）作用最强，其次为人口密度（q=0.05042）和耕地面积（q=0.04726）。随着中部产业园区建立，经济增长引导人口迁移集聚，显示出经济因素的强大引导力。相比之下，耕地面积影响力最小，反映出传统农业生产要素对聚落格局的约束力正随着经济发展而减弱。

X₁为高程、X₂为地形起伏度、X₃为年平均降水、X₄为年平均气温、X₅为距河流距、X₆为距道路距离、X₇为距城镇中心距离、X₈为人口密度、X₉为GD、X₁₀为耕地面积

图5斑块面积交互探测结果

2.结论与讨论

2.1结论

本研究聚焦于江西省吉安县，通过对其2000年、2010年与2020年乡村聚落图斑数据的动态监测，结合景观格局指数、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技术，深入剖析了研究区乡村聚落用地在过去二十年间的时空演化规律。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2000-2020年期间研究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呈现显著扩张与重构特征。聚落用地面积显著增加，斑块数量增多，但空间分布趋于离散。与此同时，聚落形态保持高度稳定。

2）2000-2020年期间聚落整体呈现向心集聚和“东-西”带状分布格局，重心向西南迁移，并在交通因素影响下向北扩散形成新聚集中心。

3）区位是主导驱动因子，聚落演变是自然、区位与社会经济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传统自然约束减弱，城镇辐射、产业集聚等新驱动力作用日益凸显。

2.2讨论

本研究立足于时空双重视角，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与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系统揭示了江西省吉安县乡村聚落在2000-2020年间的时空演变格局与规律，并定量识别了驱动其变化的关键自然、区位与社会经济因素。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对南方丘陵山区乡村聚落演变机制的理解，也为该区域乃至同类地区的乡村空间规划、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然而，受限于研究尺度、数据可得性以及当前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本研究仍存在若干值得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方面。

本研究虽以吉安县为案例，揭示了其农业转型背景下乡村聚落演变的特征与驱动路径，但中国乡村类型多样，其演变模式与驱动机制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因此，未来研究应构建跨区域比较框架，提炼更具普适性的理论模型。此外，本研究虽量化了高程、交通等客观驱动因子，但乡村聚落演变本质上是多主体决策的“人地关系”系统。未来研究需进一步融合微观视角，探究农户、政府等主体的主观决策行为及其对政策、市场变化的响应，以更全面地揭示演变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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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训东（1979.08--），男，汉族，江西人，本科学历，中级职称，研究方向：土地资源管理、土地利用、国土空间规划、整治设计、课题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