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村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其质量直接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更影响着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底色。近年来，随着城乡融合进程加快，农村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农民生活方式从“自给自足”向“市场化消费”转变，这一过程中，农村垃圾产生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我国农村每年生活垃圾产生量已超过3亿吨，且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垃圾种类也从传统的秸秆、厨余等，扩展到塑料、电子废弃物、化工制品等复杂品类。

传统的“随手丢弃、露天堆放、就地焚烧”等垃圾处理方式，不仅造成土壤板结、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更成为制约农村生态宜居建设的“顽疾”。在此背景下，垃圾分类作为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核心手段，被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任务。然而，与城市相比，农村垃圾分类因地域分散、人口结构复杂、基础设施薄弱等特点，推进难度更大。

本文以重庆市綦江区为研究样本，通过48天的实地调研（覆盖6个乡镇15个村），采用深度访谈（与村干部、村民、保洁人员等30余人次访谈）、非参与观察（记录垃圾投放、清运全流程）等方法，系统梳理农村垃圾分类的实践现状，剖析典型案例中的具体问题，最终提炼共性挑战，为各地推进农村垃圾分类工作提供现实参考^[1]。

二、农村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农村垃圾分类并非简单的“垃圾分装”，而是关乎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与乡村治理的系统性工程，其重要性体现在三个维度：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核心路径：农村垃圾随意堆放易滋生蚊虫、散发恶臭，甚至通过雨水渗透污染地下水与农田。通过分类，可回收物（如塑料、纸张）得以循环利用，有害垃圾（如农药瓶、废电池）得到专业处置，厨余垃圾可转化为有机肥，其他垃圾通过规范焚烧或填埋减少污染。这一过程能从源头切断垃圾对土壤、水源、空气的侵害，让农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层实践：垃圾分类的本质是“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能让农民直观理解“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逐步养成节约、环保的习惯，进而带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如减少化肥使用、推广绿色种植）。这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是生态文明理念在乡村落地生根的生动体现，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垃圾分类涉及设施配置、资金保障、村民动员等多个环节，需要村委、村民、政府部门协同配合。在推进过程中，既能锻炼基层组织的统筹协调能力，也能增强村民的集体意识与规则意识，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同时，整洁的村容村貌能提升农村吸引力，为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实现“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的转化^[2]。

三、农村垃圾分类实践案例调研

本次调研选取重庆市綦江区4个具有代表性的村（镇），从基本情况、现存问题、村民诉求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具体如下：

（一）A村：资金短缺制约基础运行

A村位于綦江区东部山区，以传统种植业为主，青壮年多外出务工，是典型的“留守村”。

基本情况：全村面积4.2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403人，常住人口仅850人（以老人、儿童为主）。为推进垃圾分类，村里配备垃圾桶80个（未明确分类标识）、集中垃圾点13个，每个垃圾点辐射约2000平方米区域。日常垃圾以厨余（占比约60%）、塑料包装（占比约25%）为主，日均产生量约0.4吨。清运机制为“垃圾桶→垃圾箱→镇垃圾站”：垃圾桶由村保洁员每日清运至集中垃圾箱，垃圾箱则每2天由镇里安排车辆转运至垃圾站。资金方面，垃圾桶采购、保洁员工资等均由村集体自筹（主要来自村集体林地承包费）。

核心问题：资金链脆弱是最大瓶颈。村集体年收入不足5万元，除去基础办公开支后，能投入垃圾分类的资金有限，导致保洁员仅1人（兼职），难以覆盖全村清运需求；垃圾桶老化破损后无法及时更换，部分区域出现“垃圾外溢”现象。此外，因无专项经费，村里从未开展过垃圾分类宣传，村民对“分类”概念几乎空白，投放时仍“混装混扔”。

村民诉求：村干部与村民均表示，希望上级政府能划拨专项资金，保障垃圾清运与设施维护，“至少让垃圾能及时清走，别堆在村口”。

（二）B村：意识与设施双重短板

B村紧邻乡镇集市，交通便利，部分村民从事小商品零售、农产品加工，人口流动性较强。

基本情况：面积7.8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588人，常住人口680余人（含部分外来租户）。垃圾分类设施包括垃圾箱10个（二分类：可回收/其他垃圾）、垃圾桶52个（无分类标识），垃圾桶辐射面积约2500平方米（部分偏远散户未覆盖）。因涉及商业活动，垃圾中新增纸箱、泡沫、废弃食品包装袋等，日均产生量约0.52吨，清运频率为每日1次（由乡镇环卫所协助）。资金方面，今年投入的4500元来自城管局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主要用于采购20个新垃圾桶。

核心问题：一是村民分类意识淡薄。尽管设置了分类垃圾箱，但因缺乏监督（无专人引导、无监控设备），村民仍习惯性将所有垃圾混投，分类箱沦为“摆设”；外来租户流动性强，更难约束。二是设施配置不均衡。村中心区域（靠近集市）垃圾桶密集，而偏远散户（约30户）因“投入成本高”未配备垃圾桶，导致垃圾随意丢弃在田埂、河道边。村干部坦言，“4500元只够买几个桶，想全覆盖根本不够”。

村民反馈：多数村民表示“知道要分类，但不知道怎么分”，建议“多讲讲分类方法，给偏远地方也放几个桶”。

（三）C村：分类模式与实际脱节

C村是綦江区“乡村振兴示范村”，近年来通过发展民宿、采摘园带动经济，对环境整洁度要求较高。

基本情况：全村幅员面积7.474平方公里，共870户2715人（常住人口较稳定）。垃圾分类设施相对完善：四分类点2个（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二分类点25个（可回收/其他）、垃圾箱5个、垃圾桶124个、餐厨垃圾桶22个（主要供民宿使用）。垃圾桶沿公路沿线分布，基本覆盖在家住户，日均垃圾产生量1.5吨（旅游旺季可达2吨），清运频率为每周2次。设施投入主要来自镇政府（二分类、四分类垃圾桶由镇统一采购），但无日常运维资金。

核心问题：一是“重设施、轻运营”。虽配备了四分类点，但因无专职指导员，村民看不懂“复杂标识”（如“有害垃圾”包含哪些），实际仍混投；餐厨垃圾桶因无专人清运，民宿常将厨余垃圾倒入普通垃圾桶。二是分类模式不贴合农村实际。村干部与村民均反映，“四分类太复杂，农民记不住”，建议简化为“可卖钱的/不可卖钱的”二分类，更易推行。此外，因无专项经费，保洁员仅3人（兼职），清运压力大，旅游旺季常出现“垃圾堆积”。

实践反思：示范村的经验显示，农村垃圾分类设施并非“越高级越好”，贴合农民认知水平的简单模式更易落地。

（四）D镇：规模化推进中的系统性难题

D镇是綦江区农业大镇，辖五村一居，涵盖平原、丘陵、山区等多种地形，人口与垃圾分布差异大。

基本情况：总面积8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2万人，常住人口0.75万人（老龄化率超40%）。垃圾分类设施按“镇统筹”模式配置：120L垃圾桶82个（散户用）、240L垃圾桶460个（集中点用）、分类集中投放点6个（四分类），覆盖约32平方公里区域。日均垃圾产生量约5吨（含少量建筑垃圾），清运由镇环卫队负责，频率为每日1次。资金方面，本年度投入约35万元（含5名保洁员工资、燃油费、设施维护），来源为上级划拨（占60%）与镇政府自筹（占40%）。

核心问题：一是老年群体适配性差。40%以上的常住人口为60岁以上老人，视力、记忆力有限，难以理解分类规则，且习惯“随手扔”，宣传效果不佳。二是基础设施“重数量、轻质量”。240L垃圾桶虽多，但因资金不足未配备“防雨盖”，雨天垃圾污水外流；集中投放点无照明，冬季天黑后村民不愿前往投放。三是建筑垃圾处理成“新难题”。农村自建房、旧房改造产生的建筑垃圾（如砖瓦、混凝土块）无固定堆放点，因涉及土地性质（耕地保护）、运输成本（偏远区域），选址困难，且无处置资金，部分村民偷偷倾倒在废弃矿坑。

镇级诉求：镇干部建议，应将垃圾分类纳入区级专项预算，“按人口、面积切块拨款”，同时明确建筑垃圾处理的资金渠道与流程。

四、农村垃圾分类面临的共性问题

从綦江区的调研案例来看，农村垃圾分类虽有局部探索，但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以下共性问题：

（一）村民环保意识薄弱，参与度低

这是农村垃圾分类最突出的瓶颈。一方面，长期以来“垃圾随意丢”的习惯难以短期改变，部分村民认为“农村地大，垃圾埋了烧了都没事”，对分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农村老年人口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等概念理解困难，甚至将分类视为“额外负担”。此外，部分村民存在“等靠要”心态，认为“垃圾分类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匮乏。

（二）基础设施不完善，配置失衡

表现为“三个不足”：一是设施数量不足，偏远散户、山区村因“投入产出比低”被忽视，垃圾桶、集中投放点覆盖率低；二是设施质量不足，部分垃圾桶无分类标识、无防雨防晒功能，破损后难以更换；三是处理设施不足，农村普遍缺乏厨余垃圾堆肥点、可回收物中转站，分类后的垃圾最终仍“混运混处理”，让村民觉得“分类没用”，打击参与热情。

（三）管理机制不健全，执行乏力

农村垃圾分类多依赖“村干部牵头+保洁员兼职”，缺乏专职管理队伍。监督方面，因农村地域分散，难以实现“全天候监管”，混投行为无人纠正；考核方面，多数地区未将垃圾分类纳入村干部绩效考核，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长效性方面，部分村因“上级检查”临时突击搞分类，检查结束后便“回归原样”，缺乏可持续的制度保障。

（四）资金投入不足，来源单一

农村垃圾分类是“花钱工程”，设施采购、人员工资、宣传培训、运输处理等都需要资金支撑。但当前资金主要依赖“上级划拨+村集体自筹”：上级拨款多为“项目制”（如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缺乏稳定性；村集体收入薄弱（尤其是集体经济空壳村），难以持续投入。资金短缺直接导致“设施配不起、人员请不起、宣传搞不起”，形成“没钱推进→效果差→更难争取资金”的恶性循环。

五、小结

农村垃圾分类是一场“持久战”，其推进难度远超城市。从重庆市綦江区的实践来看，当前工作仍停留在“初步探索”阶段，面临意识、设施、管理、资金等多重约束，且不同类型村庄（偏远村、近郊村、示范村）的问题呈现差异化特征。这些问题的本质，是农村“小规模、分散化”的治理特点与垃圾分类“系统性、精细化”要求之间的矛盾。

解决这些问题，需避免“一刀切”，既要立足农村实际设计简单易行的分类模式，也要构建多元协同的保障体系。后续研究可进一步结合成功案例，探索针对性的破解路径，让垃圾分类真正融入农村日常生活，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

参考文献：

[1]常玉栋,翟慧敏.农村垃圾分类现状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4(16):171-173

[2]周俊颖.乡村振兴战略下河南省农村垃圾分类及回收利用现状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3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