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暴力的界定、表现形式与社会危害

（一）网络暴力的法律界定

网络暴力是指利用互联网平台，以文字、图像、视频等多元形式，对特定个体或群体实施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人身威胁、隐私泄露或恶意引导舆论，进而导致其名誉受损、精神遭受折磨或社会评价降低的违法行为。其核心特质体现为匿名性（行为主体隐匿真实身份）、扩散性（信息借助网络快速蔓延）、群体性（网民跟风参与形成“网络审判”乱象）及后果严重性（对受害者造成生理与心理双重创伤）。相较于传统暴力，网络暴力具有实施成本低、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鲜明特点，法律性质上兼具民事侵权、行政违法乃至刑事犯罪的多重属性。

（二）网络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

1.名誉权侵害：通过发布虚假信息、恶意评论或修图篡改等方式实施侮辱、诽谤行为，典型如“人肉搜索”后公开个人隐私并进行辱骂诋毁。

2.隐私权侵害：非法泄露、传播他人身份证号、居住地址、病历资料等私密信息，致使受害者遭受持续性骚扰侵扰。

3.精神暴力：以“网络群嘲”“恶意修图恶搞”“死亡威胁”等手段对受害者实施心理攻击，诱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极端情况下甚至导致自残行为。

4.舆论暴力：借助水军、营销号等力量操纵网络舆论，对特定个体开展“污名化”围剿，干扰其正常生活与社会评价体系。

（三）网络暴力的社会危害

1.个体权益受损：受害者往往面临名誉崩塌、就业受阻、心理创伤等多重困境，部分极端案例中甚至出现自杀悲剧，韩国艺人崔雪莉事件便是典型例证。

2.社会秩序扰乱：网络暴力引发的“群体极化”现象，可能向线下延伸演变为现实冲突，冲击社会公序良俗与公共秩序。

3.网络生态恶化：匿名环境滋生的暴力行为助长网络戾气，削弱公众对网络空间的信任度，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设置障碍。

二、我国网络暴力法律规制的现状与不足

（一）现行法律框架梳理

1.民事法律规制：《民法典》第1024条（名誉权）、第1032条（隐私权）明确禁止侮辱、诽谤及隐私泄露行为，受害者可依法主张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等民事权利。第1194-1197条界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ISP）的“通知-删除”义务，即接到侵权告知后需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否则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行政法律层面规制方面：《网络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均明确划定网络平台的用户信息保护法定义务，针对违规收集、非法泄露用户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依法可作出最高五千万元的罚款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亦作出明确规范，对于公然侮辱他人、捏造虚假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相关责任主体将依法被处以行政拘留或罚款的行政处罚。2022年相关部门发布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细化了网络平台对网络暴力信息的处置责任与操作标准。

（二）法律规制的主要问题

1.责任认定模糊：网络暴力行为通常涉及“始作俑者-传播者-平台”多方主体，但现有法律对转发者的责任边界、平台“明知/应知”侵权的判断标准缺乏细化规定。例如，平台对匿名用户真实身份的识别义务未明确量化，导致受害者难以锁定侵权主体。

2.证据收集困难：网络信息具有易篡改、易删除的特性，且侵权行为多跨地域实施，受害者自行固定证据的技术能力有限。尽管《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纳入法定证据范畴，但实践中存在公证费用高昂、电子证据效力认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3.平台义务履行不足：部分平台受流量利益驱动，对网络暴力信息采取“滞后处置”策略，甚至存在算法推荐加剧暴力信息扩散的情况。现有法律对平台“主动监测”义务的规定较为原则化，缺乏具体可考核的执行标准与惩戒机制。

三、网络暴力的多元维权路径构建

（一）民事维权：侵权责任的主张与实现

1.固定证据：受害者应第一时间通过截图、录屏、公证留存等方式固化侵权内容，详细记录信息发布者账号、发布时间、传播范围等关键要素。必要时可向法院申请调取平台后台数据，锁定侵权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2.协商与投诉：可优先向网络平台发送《侵权通知函》，要求其立即删除侵权内容、封禁侵权账号，并提供侵权主体相关信息。若平台拒不配合，可向网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监管机构投诉，借助行政力量督促平台履行义务。

3.民事诉讼：2023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谷女士诉王某网络侵权案”中，法院判决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充分彰显了司法对网络暴力受害者的权益保障力度。

（二）行政维权：监管部门的介入与处置

1.向网信部门举报：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受害者可通过“12377”网络违法与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平台举报网络暴力信息，监管部门有权责令平台删除违法内容、对侵权账号采取限制功能或永久封禁措施，并对违规平台处以罚款。

2.公安机关报案：若网络暴力行为涉及公然侮辱、诽谤、人身安全威胁等情形，可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处罚。

（三）刑事维权：严重暴力行为的追责

对于造成严重后果（如受害者自杀、精神失常）或社会影响恶劣的网络暴力案件，受害者可依据《刑法》第246条提起刑事自诉，或请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例如，2021年“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案”，成为网络暴力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典型判例，为同类案件处理提供了参考。

四、完善网络暴力法律规制的对策建议

（一）立法层面：细化规则与扩大保护范围

1.制定专门《反网络暴力法》：明确网络暴力的法律定义、构成要件及各方主体责任，细化平台“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追责”的全流程义务，明确“人肉搜索”“深度伪造”等新型网络暴力行为的法律责任与惩戒标准。

2.降低维权门槛：建立网络暴力案件“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网络平台承担已履行“通知-删除”义务及相关合规责任的举证责任；设立“网络暴力维权专项基金”，为经济困难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与费用补贴，提升维权可及性。

（二）平台层面：强化主体责任与技术防控

1.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平台应搭建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对辱骂词汇、恶意修图等暴力信息进行实时监测、拦截与清理；设立网络暴力专属投诉通道，承诺24小时内响应举报并反馈处置结果。

2.落实实名制与追溯机制：严格执行“前台自愿匿名、后台实名登记”原则，对匿名发布的暴力信息，平台需留存IP地址、设备信息等可追溯依据，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工作。

（三）技术层面：利用科技赋能治理

1.开发反网络暴力工具：推广“一键取证”“智能屏蔽”“隐私保护”等便捷技术产品，帮助用户快速固定侵权证据、拦截骚扰信息。例如，微信“青少年模式”可自动过滤侮辱性词汇，为用户构建防护屏障。

2.规范算法伦理：优化平台算法推荐机制，摒弃“流量至上”导向，禁止算法放大网络暴力内容；建立算法审核“人工复核”环节，对高风险内容进行二次校验，防范算法滥用风险。

五、结论

网络暴力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立法、司法、平台与社会公众协同发力、形成闭环。当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民事+行政+刑事”的立体化法律规制体系，但在责任认定、证据收集、平台义务履行等关键环节仍需完善。通过细化法律规则、强化平台主体责任、以技术赋能提升治理效能、构建多元维权路径，可有效遏制网络暴力蔓延势头，为受害者提供更充分的法律救济，最终实现网络空间风清气正，推动数字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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