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下小农户短视频创业的劳动异化研究

期刊: 中国村庄 DOI: PDF下载

李钰莹 陈威 王晓旭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

为贴近乡村实际,以低于50亩种植土地进行短视频创业的L村小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以数字劳动异化视角切入,发现小农户在短视频创业过程存在中劳动产品所有权让渡、规则化的劳动过程与和劳动类本质异化的异化。这种异化是数据化指标、算法操控、不平等协议、再中介化剥削、认同心理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数字权力的不平等是根本原因。


关键词

数字劳动异化;数字资本主义;短视频创业

正文


引言:农民收入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生产风险即气候风险、新技术风险等和市场风险即市场的不可预测性。由于农业的行业集中度低,单个农户无法支配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化[1],极易面临销售危机。社交媒体平台帮助小农户去除了中间商,实现农产品的B2C销售。小农户由此成为了独立承包商[2]或自由职业者[3],进行短视频创业的人群不断壮大。与此同时,小农户们在短视频创业过程中逐渐发现自己难以掌控工作节奏乃至自己的生活节奏,出现了自身与生产过程和现实生活的疏离。小农户属于社会的边缘群体,由于认知有限,极易被社交媒体所裹挟,产生主体异化。本文将以数字劳动异化切入,结合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进行研究,分析小农户在短视频创业过程中的异化及其原因,以期为现实边缘群体的短视频创业提供借鉴经验,为助力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不同的研究角度。

一、胁迫:劳动过程的规则化训练

劳动过程异化主要指劳动过程对劳动者身体与精神的双重侵害,表现为劳动者在数字劳动过程中非自我的劳动规训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数据化劳动、自我剥削、非人格化等新劳动控制手段,运用不透明的生产链蒙蔽了劳动者的感官,激励劳动者依据显性与非显性的规则进行劳动,隐匿了其剥削的本质。社交媒体为方便管理用户使用媒体产生的数据,创造了对这些数据进行界定评级的指标[2,3],指标包括视频观看量、点赞数量、评论数量、粉丝数量等。小农户能否成功拓展销售渠道并开展创业的重要标准就是指标。指标规训并监控小农户的劳动行为中被,掌控了劳动过程,使得小农户被动的处于排名、评价与流量的恐惧当中[4],形成了数字劳动过程的异化。

社交媒体平台将小农户的账号价值以及内容创作成功与否进行数据化分级,刺激小农户的平台内容生产的同时,也方便平台进行等级化人力资源管理。同时,具象化的指标也为小农户带来了超级全景监狱[5]与同伴压力的双重作用,这种双重作用是数智时代下平台劳动控制的新模式[6]。小农户参与到社交媒体中会产生大量数据,伴随数据而来的指标成为了平台对小农户的数据监控。表面上看小农户是短视频创业者,但小农户接受平台隐蔽监视的同时被赋予平台数字工作者的身份,并接受来自同赛道竞争性同伴的同伴压力。小农户们面对同伴压力时,为追求“工作”指标的优秀只能更加努力完成绩效。平台在此过程中并非如传统企业一样进行等级管理,而是运用技术进行扁平化批量化的数据管理,将数据化的指标作为一种隐喻[7]嵌入到小农户意识中,使小农户成为社交媒体平台忠诚的最佳职员。

二、脱离:所有权的让渡

数字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是虚拟数字化的,其劳动产品主要表现为内容与账号的所有权。社交媒体平台运用优势地位占有小农户的劳动产品,使得小农户的劳动价值与劳动报酬不匹配,从而出现劳动产品的异化。

在内容所有权中,小农户往往被动的让出内容产品与数据产品的所有权。在社交媒体中,小农户通常需要同意平台的用户协议。这些协议经常包含有关内容使用权和分发权的条款。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可能会同意授予平台复制、分发、展示或执行这些内容的权利。然而,小农户的内容所有权不仅仅表现在创作内容的所有权,还有个人数据隐私的所有权,这些数据产品是伴随着小农户的劳动过程产生的,却也在用户协议当中将数据产品的所有权让渡给了社交媒体平台。

在账号所有权方面,小农户往往会向功能提供性中介寻求短视频创业的帮助。如数据反馈中介与MCN(Multi-Channel Network,多频道网络)。小农户对MCN的需求量远高于数据反馈平台。MCN机构主要提供合同制或合作式劳动关系、直播技能培训、账号运营、设备提供等服务,提供保障的同时也为小农户们戴上了枷锁。第一,没有粉丝基础的合同制的小农户,其账号的归属权属于公司,在结束合同后不能自行带回。第二,小农户对账号的决定权降低,内容生产、直播品类与品牌等不能完全由小农户决定。

三、侵占:个体的消失

劳动主体类本质的异化是指劳动者生存需求与精神价值之间相互对立。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劳动,并且对劳动主体类本质的异化展开了批判。小农户在平台进行的自觉劳动,实际上是劳动工具督促的产物,使小农户自愿接受社交媒体平台的侵占。

Turner的sct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认为,人们将会自动分类人群,将其认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并将符合自身的群体内化为内群体,将符合内群体的特征赋予自我中,完成自我定型的过程。[8]小农户使用社交媒体获得销售渠道,自动将自己分类为自媒体从业者人群,并对该人群产生了归属感,小农户会将自媒体从业者的特征习惯赋予自己。小农户会遵循平台的流量分发逻辑创作内容,不断的学习如何创作脚本拍摄视频追求“网感”。人们在认为自己归属于某群体后,小农户会往往选择调整自己的在线时间、表演强度某些方面的表现,与群体中其他成员进行积极区分[9]

这也使得小农户难以将工作与私人空间分离,模糊的界限使得劳动时间概念淡化。在生产内容的同时,小农户也不断投入情感。此处的情感既包含内容创作的情感也包括与粉丝互动的情感投入。小农户在社交媒体平台所占有的资源有限[10],上文提及的指标评判内容优质与否,如果不够优质或违反平台规定,小农户的账号将会被限流甚至封杀,且申诉无门;小农户与粉丝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平台内且稳定性较小。因此长期赛博在线的小农户渴望得到更多认同,这使得小农户可能会发生情感异化,从而离自我越来越远。小农户可支配时间的使用权丧失与线上情感的过度投入,使得资本完成了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合法侵占。

四、结论

“异化与异化的扬弃不是一次完成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11]尽管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观点来自19世纪,但只要存在权力的不对等,马克思的批判逻辑就可以延续。想要研究数字劳动的异化,就要从劳动实践入手。当新因素介入到劳动中,必然会带来主体与劳动之间的异化。需要我们在特殊的情景中以系统的角度对其中的异化现象及其原因进行研究,才能够延续小农户短视频创业的驱动力,提高乡村振兴效能。关注劳动实践当中人的感受与态度,不断深化发展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才使社会权力更加平等,推动乡村新力量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邢鹂.中国种植业生产风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4.

[2]Kuhn,K.M.and Maleki,A.(2017),Micro-entrepreneurs,dependent contractors,and instaserfs:Understanding online labor platform workforces,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Vol.31 No.3,pp.183-200.

[3]Jansen,G.(2017),Farewell to the rightist self-employedNew self-employment’and political alignments,Acta Politica,Vol.52 No.3,pp.306-338.

[4]刘勇,项楠,张晶.马克思劳动异化视阈下的“数字零工”困境及其破解[J].理论导刊,2022(9):101.

[5]Poster M.The second media age[M].John Wiley&Sons,2018.

[6]Thompson P(2002).Fantasy Island:a Labour Process critique o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Surveillance&Society,1(2),138-151.

[7]胡泳.要时刻审视互联网的隐喻[N].社会科学报,2015-5-21(8).

[8]Turner J C,Reynolds K J.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J].Handbook of theories in social psychology,2011,2(1):399-417.

[9]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6(03):475-480.

[10]董慧,李家丽.数字劳动中情感的异化和解放[J].世界哲学,2020(06):28-37+157.

[11]栾轶玫.异化理论与媒介批判[J].国际新闻界,2003(03):60-63.

 

 

基金项目:浙江传媒学院2023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项目(2023B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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